农村人渴求安全的饮水自来水是城里人司空见惯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只要拧开水龙头，就能喝到水。 但对四川通江县草庙村的屈文科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能上喝上干净、安全的水并非理所当然。 地处深山中的草庙村终年降雨量少，村民深受缺水之苦。为了担水，他们必须走上至少两公里的路。53岁的屈文科说：“我每天要来回走三、四趟。用扁担挑水特别累。” 当地的一首歌谣形象地再现了村民寻水的艰辛：“肩膀背起茧，背都背起驼。打杵都拄弯，背桶都背烂。若是遇天干，一回背到黑，两头不见天。雨季来了用浑水，旱季到了去找水。” 由于太缺水，村民们说“水比油还金贵”。一家人洗过脸和脚后，还要把用过的水喂猪。 如果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辛苦，那么水质则不能不让人担忧。屈文科经常在水里发现血吸虫和其他“红色的小虫子”。不少村民都被诊断出患有结核病或者肝炎，他们认为这是不干净的水导致的。膝关节或指关节的水肿已经让九名村民失去了劳动能力。“我们很担心喝的水，但我们没有办法，”屈文科说。 通江县曾是中国共产党长征路上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四川省2004年的一项调查说，该县仍有29.5万人没有喝上安全、洁净的水，大约占全县人口的40%。 县水利局局长杨永超说，有很大一部分水是高氟水、苦咸水或者被污染的水。 来自中国水利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有大约3.2亿农民没有喝上干净、安全的水。为了改善农村人口用水条件，中国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项目名为“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项目，力图让所有人都喝上自来水。 2006年，四川省农田水利局开始实施覆盖3100万农村人口的“四川饮水安全工程”。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受惠农民自己的资金支持下，截至2007年底，四川省已经建立了19万处自来水供水点，包括小型供水站。 自来水首先是改善了草庙村村民的生活条件。屈文科说，“家里通了自来水后，得感冒的人少多了。”过去，他每个月才能洗一次澡，现在一周就能洗一次。他还买了一台双缸洗衣机。“如果说生活质量，我们跟过去的皇帝也差不多了吧？！” 村民用水，每吨交2.9元。屈文科认为“价格公道”，因为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在公共卫生的意义上，自来水大大降低了通江县氟骨病等地方性疾病和传染病发生率。县长严敏说，全县每年可减少医药费支出230万元。 同时，自来水的到来还激发了村民们水的政治意识，他们开始尝试自治管理。 村支书杨述顺说，“从头到尾，村民都很关心项目的进展情况。”在供水站建立前，村民开了三次会，每一个细节都在村黑板报上进行公示。 供水工程到位后，村里还拥有了一份集体产权证。环保意识也加强了。屈文科说，“我们要保护2万立方米的山坪塘不会受到污染，因为它是我们全村供水站的水源。” 在临近的仪陇县柳树店村，村民们还建立了完全自治的供水协会，负责为403户居民供水。协会会长黎万树说，“我们把所有的事项都贴在墙上，接受村民的监督，包括收取水费的详细情况。” 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于2000年公布前，中国政府在农村供水系统上的投入不够。《千年宣言》规定，到2015年前，喝不到安全饮用水的人口要减少一半。 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供水设施的投入。从2001年到2005年的5年间，解决了6700万人口的饮用水困难问题。 从2004年开始，目标开始由饮水解困转向饮水安全，它由四项指标衡量：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 水利部长陈雷今年早些时候说，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将承诺每年解决32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水利部农水司官员荣光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推动中国农村供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在云南开始实施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并分别在1996至2000年、2001到2005年拓展到了中国的6个省和7个省。四川省在1998年进入了这个项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水与环境卫生项目官员雷俊说，这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特色是重视饮用水、环境和卫生教育的结合。 平昌县红庙村村民李大群说，1999年安装的这台水泵现在还在村里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安装这台造价2000元的水泵前，李大群必须用竹篓套上塑料袋背水回家，日子也非常拮据。1999年后，供水开始有了保障，她养了20头猪，每年可以增加1万元的收入。 荣光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为中国政府关注农村饮水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不过，饮用水安全工程还存不少困难， 比如电费问题。四川省农水局的一份报告说，电费在自来水的成本中占了大约1/2。该报告建议将电费降低三分之二，让更多的农民用得起自来水。 荣光也承认，现在对环境卫生关注得不够。今年1月，卫生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加强农村地区的水质监测。 水质监测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而这对许多供水站来说是超出其能力范围的。通江县云台供水站的工作人员孙海说，他们做不到定期检查水质，因为一次全面检查需要花800元。“这太贵了。” (宫一栋，新华社中国特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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