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生学校”让学生更爱学校只要有人来参观教室，李顺业总要让他们往教室的墙上看。 “看那儿，”他指着贴在墙上的一幅画，上面画着的似乎是只毛茸茸的小粉狐狸，只是尾巴有些大。 “多可爱的一只小松鼠，”九岁的李顺业说，“那是我画的！” 狐狸也好，松鼠也罢，李顺业俨然是这片“领土”的国王。整个教室的墙面被色彩绚烂的图画所覆盖：光芒四射的太阳、炊烟袅袅的木屋、红花绿树、小猴子、大公鸡、洋娃娃，还有一只长长胡须的灰色大肥猫。 以前，水泉小学教室的墙上可看不到太阳的笑脸，而是一条条的学校规章制度，以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 现在，顺业说，每次上课前，他们都会玩一个游戏，或者唱一首歌。课上答对问题的同学还会赢得同学们热烈的掌声。而且他们还经常换座位，进行小组讨论。 “课堂的气氛比以前活跃多了，”他说，“我注意力一直很集中，每时每刻都倍受鼓励。” “我喜欢上学，因为我喜欢李老师。她每天心情都很好，在课堂上总是对我们笑，”今年读三年级的李顺业说。 不过最让顺业兴奋的还是学校的操场。他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打篮球了，因为篮球架再也不会危险地晃来晃去了。 “去年冬天，老师用钢板把篮球架底部固定住了。这样我们每次投篮的时候，篮球架就很稳，”李顺业说。而且，操场也比以前平整多了，因为老师用沙子把操场重新铺了一遍，再也没有坑坑洼洼或绊脚的大石头了。 “填鸭式”教学 位于甘肃省中部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水泉小学，只有4座红砖盖成的平房，占地761平方米，共有学生212人。这些孩子的父母年均收入只有1523元，还不到中国农村人口平均收入3255元的一半。 2004年，水泉小学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爱生学校”项目的一员。该项目自2001年起，已覆盖了中国10个省区20个县的1000所农村学校，惠及50多万名学生。 “‘爱生学校’项目旨在营造一个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参与为主题的教学环境，以充分发挥儿童潜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教育官员郭晓平说。 一直以来，“填鸭式教学”——以老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中国校园里颇为普遍。学生每天所面对的是皱着眉头的老师、严厉的父亲和不知疲倦地督促他们刻苦学习的母亲。 他们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郭晓平说，今天的孩子正被无休止的补课、钢琴课、晚自习所包围，而且，这些“小灶”会越来越多。 “教育不应给学生增添压力，而应让他们具备竞争力。我们需要教会他们树立自信的能力。”她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爱生学校”教学模式于1997年率先在泰国展开，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对儿童权利的规定实践于课堂教学中。 “‘爱生学校’教学模式所倡导的理念和中国正在推广的素质教育是一致的，力求让以往只注重权威和纪律的教学方式，向发挥学生创造力和自主性，合作和民主的教学方式转变。”她说。 郭晓平介绍说，“爱生学校”教学模式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全纳性 全纳性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洲区域办公室儿童参与项目官员希思在参观天祝藏族自治县的“爱生学校”时说：“全纳性教育意味着给所有儿童积极参与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在民族、文化、语言、社会和经济能力方面异于别人的儿童。” “这就需要因材施教。对于特别活泼好动的学生，如果要让他们和其他学生一样上课一动不动的话，那么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 希思认为老师不应该让学生感到自己被忽略或自己缺乏学习能力，更不能让他们因为老师对他们的与众不同无能为力而被边缘化。 简而言之，他说，老师一定要全面了解每一位学生。 “我本来以为无法跟老师和同学交流，”钱莉说，“因为我在家都说藏语，我汉语说得不好。” 这位11岁的藏族女孩现在在天祝师范附小的藏语班和她的藏族同学一起学习藏语、汉语和英语。 钱莉的父母是牧民，为了能够让女儿在县城里接受更好的小学教育，以便以后能考上好中学，他们在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县城里租了一间房子陪女儿读书。 “我很高兴能一边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一边学习英语，”今年读五年级的钱莉说，“我觉得英语比藏语简单。也许我以后还能教外国人藏语呢。” 同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爱生学校”项目一员的天祝师范附小，在各个年级都设有藏语班，共有721名藏族学生。 健康、卫生、安全 “爱生学校” 不仅“应保护儿童的身体健康，而且还包括情感和心理健康，”郭晓平说。 天祝藏族自治县石门中心小学11岁的王红说虽然她有一次犯了“答非所问”的错误，但丝毫没觉得有挫败感。“当我很自信地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才发现老师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当时感到特别不好意思。”这位五年级学生说。 “但是老师没有批评我，反而让全班同学都开始讨论我回答的那个问题。老师说每一道题目都有多种解法，而不是一个固定答案。” 王红说她喜欢全班同学为她鼓掌的感觉。“以前都是老师说了算。现在能得到同学的认可，这种感觉很不错。” 她的同学王玲对此也很赞同。王玲上个学期被选为学校红领巾监督岗的一员，她代表全班同学向学校建议组织一个迎新年文艺表演。 “那次文艺表演开心极了，”王玲说，“我们女生都穿上最漂亮的裙子，男生穿得也很像绅士。” “我们还自己排演了节目。当你的建议被采纳，并且可以帮同学说出心里话的时候，感觉很棒。” 她说，“以前都是老师帮我们做决定，但是我们这个红领巾监督岗更像是沟通学生和老师的桥梁。”现在，同学们经常会找她提建议。 “被需要的感觉很好，”11岁的王玲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学校，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呢。” 性别敏感 “爱生学校”应该是性别敏感的，通过让家庭和社区在各个方面积极参与学校政策制定、校园管理而创造一个支持学生、性别平等的环境。 水泉小学的数学老师李敬玲发现小组讨论时女生总坐在一起，于是她让学生们换座位，这样男女生能够混坐在不同的小组里。 “我参加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年１１月组织的关于儿童参与的培训后，明白了互动式参与学习的重要性。这种互动不仅发生在学生和老师之间，也发生在学生之间。”李老师说。 第一次和男生一起讨论后，李老师说，一位女生告诉她和男生一起学习很有意思，效率也很高，因为“在农村，女生经常觉得自己不如男生，甚至还会嫉妒男生，因为他们在家里往往更受重视。” 李敬玲希望这种性别敏感的教学方式可以帮助学生在进入社会后也能懂得两性的和谐相处。 联合儿童基金会希思认为，“如果老师光把学生的座位换一下，而不转换教学方法的话，结果是徒劳无益的。” “这绝大多数取决于老师。教学环境简陋的学校会有非常出色的老师，同样，教学条件一流的学校，老师也可能会让学生失望。” 有效性 素质教育并不局限于教会学生识字算术，郭晓平说。这在于学校教育的有效性，即以保护儿童权利为基础的教学方法，这包括文化多样性、多语种教学、安全非暴力，生活技能的培养及可持续发展。 水泉小学的李顺业抱怨他表现不好时父母会打他，“有时候我爸妈会骂我笨，这比打我还让我难受。”他说。 李敬玲也坦言“爱生学校”理念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阻力。 “有些家长让我们对孩子管得越严越好，否则他们就担心孩子不好好学习。所以如果我们多给孩子一起自主权，他们就认为我们对孩子不负责任。”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同时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参与培训师焦健认为对儿童参与最大的挑战是成人。 “成人是儿童参与的把关人，”焦健说，“成人为儿童参与创造机会，同时也设置限制。成人决定给儿童多少自主权。有时候，他们也会找借口忽略儿童权利。” 家长对老师的期望、考试的压力，以及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些不合理之处都是阻碍儿童权利实现的因素。 “所以，社会和成人决定了儿童参与能走多远，”她说。 焦健说，实践证明，“在从农业社会向全球化过渡中，中国需要全新的人才体系。这就需要在国家与公民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家长之间建立平等健康的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不能让学生在课堂里感受到这种平等的关系，那么将来等他们步入社会，就为时过晚了。” （中国特稿社）荣娇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