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厕所革命对于像住在山区的高志平这样的中国农民来说，谈论厕所就像是谈论有关“性”的话题——这是个让人羞耻的禁忌。在他的眼中，上厕所的确是生活的一部分，但这远不如收成好或者农业补贴政策带来的幸福感强。 但中国政府正在开展的一个厕所和卫生项目——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试点项目借鉴而来——正在改变高志平和其他中国农民的观念和行动。 高志平已经在山西省襄垣县的高家沟村生活了50多年，他早已习惯了自家厕所门前的污浊环境。 “每当夏天来临，厕所总是臭气熏天，人们走过的时候都要把鼻子捂起来。苍蝇到处飞，房顶上、厨房里，哪里都是。”高志平指着黑黢黢的厕所说。这个有年代的厕所还是他爷爷在50年代建的。 在高家沟村以及整个山西省，类似这样的旱厕是很常见的。农民们用石板搭建起一所简陋的厕所，许多厕所的蹲坑有2米多高。 在一些地方，村民们自己家里没有厕所，而是共用一个旱厕。但这种比较大的厕所对孩子们来说很危险，在高志平的记忆里，就发生过小孩掉进厕所被粪便溺死的事件。 让人更为担心的是这种旱厕对健康带来的威胁。以前，当村里还没有通自来水的时候，高志平必须走很远的路，到山下面的泗水河担水回来。但是旱厕造成的渗漏污染了地下水，从而进一步流到河里去。“我们都很担心，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高志平的村子不是特例。在左权县的东长义村，村民王献忠说，腹泻曾是村里的一种常见疾病，而且癌症的发病率也很高。 他认为，造成腹泻的一个原因是孩子们容易接触到粪便。“他们喜欢玩大便。” 但这种游戏不是好玩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有1.9亿儿童患有蛔虫病，还有7000万儿童患有鞭虫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雷俊说：“肠道感染会造成儿童发育迟缓、营养不良。” 山西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高生华说，如果忽视厕所问题，不仅危害个人健康，而且对公共卫生也会构成挑战。一个最近的例子是海南省今年10月爆发的霍乱。 在一场暴雨袭击儋州市新英镇后，当地陆续报告了51起霍乱病例。海南省卫生厅厅长白志勤说，导致霍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地区居民卫生意识不强，有些村民甚至盖了新房也不建卫生厕所，外部公共环境卫生较差。 正是基于这种令人担忧的卫生状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6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农村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修建一种新型的双瓮漏斗式厕所。 雷俊说，这种厕所原理简单，却很实用。她解释说，第一个瓮盛满水，用来贮存粪便。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由于置身厌氧环境，粪便携带的细菌基本上都被杀死了。由于两个瓮的压力不同，第一个瓮中的粪便会通过连接二者的管子，转移到第二个瓮中。然后，第二个瓮中的粪便继续进行发酵过程，直到最后被清理。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个试点项目的受益人之一王献忠说，现在他不再受苍蝇的侵扰了，因为厕所基本上没有什么臭味了。 除了带来更加干净的环境，在第二个瓮中发酵过的粪便还可以被用来做优质的有机肥。 晋中市北田镇张胡村的果树种植户李兔英说，发酵过的粪便有效地补充了她在市场上买到的化肥。她每年要花4500元购买10吨化肥，而发酵过的粪便可以转化为600公斤有机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试点项目的另一个特色是，提升农民的卫生健康意识。这是由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水、环境和卫生（WES）模式下将修建厕所和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注重个人卫生健康结合在了一起。 王献忠说：“现在，我们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到，用肥皂洗手可以有效地预防传染病。” 在过去10年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实践经验被吸纳进了中国政府高层的决策过程中。从2007年开始，中央政府决定通过将老式厕所改造为双瓮漏斗式、三格化粪池、沼气和水冲式等新型厕所的方式，逐步改善农村的卫生状况。 高生华说：“村容整洁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 中央投入的改厕经费从2005年的47.3亿元提高到了2007年的72.9亿元。目标是到2015年，在全国修建62万个卫生厕所，将覆盖率提高到35%。目前，山西省的卫生厕所覆盖率只有16%。 但是，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官员和农民们都必须应对一系列挑战。 最大的问题是资金。高志平说，如果外部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他自己不会花钱改厕，因为这对于他的四口之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每年种地只能挣到3000多元钱。 而改建一个厕所，通常要花1000元钱，但中央政府只为每个厕所补贴350元，按照要求，省和地方政府必须拿出相应的配套资金。 但山西省的大多数地方政府都面临财政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90年代的税制改革后更加捉襟见肘。而且一些领导认为，跟招商引资相比，厕所的干净与否无足轻重。 更令人尴尬的是负责这项卫生工作的爱卫会的地位问题。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老百姓“反击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爱卫会因此孕育而生。 在整个50年代，中国的老百姓们积极参加到打扫家园和社区的行动中来，“消灭四害”，城市和乡村的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 但在过去几十年中，爱卫会的职能不断被削弱，变成了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部门。高生华说，不少基层爱卫会严重缺乏专业队伍。 但在省爱卫会干了26年的她决心把这项工作推进下去。“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17大’报告中重申，要加强爱卫工作。” 高生华说：“只有身体的每个细胞健康，一个人才可以说是健康的。如果没有干净的厕所，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 (宫一栋/新华社中国特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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